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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烟台履痕》商海史话

作者:芝罘记忆文丛之二  浏览次数:53     发布时间:2016-03-02

  
  
  
  
  渔行——烟台“临港经济”的起点
  
  
  “港多大,城多大”,是临海城市发展的铁律,烟台临海,最早确实以渔行为龙头产业。这是因为它的港湾,水浅而避风,“风帆时代”是建成渔港的最佳选择。
  地方志上称烟台是一个“渔寮”,即小渔村。清朝中期即八方渔民辐凑,港口渔樯林立,渔汛时期,渔业之盛为北方之冠。
  与之相适应的是,在烟台涌现出了大量的渔行,成为龙头行业的支柱。有不少渔行一条街,例如光国巷(当年叫“光棍巷”)里有:协昌泰、福新隆、义盛东、仁隆等,裕顺巷里有:成顺德、元兴成、隆裕、隆昌、义和兴、同昌等。大小渔行,遍布“烟台街”。
  早期的交易方式是:渔船靠岸,鱼贩直接收购,因双方都不备有大秤,就以“数个”来计量,后来有了渔箱,就每箱以40斤估算。历来没有锱铢必较的情况。
  鱼贩买到鱼虾,必须趁鲜走街串巷迅速售出,渔汛旺季,也有长途贩运到邻县农村者,时有“臭鱼烂虾,送到栖霞”的民谣。
  后来,由沿街叫卖的小贩到摆摊设点,逐渐有了固定的主顾,进而发展为经营批发,加工腌制,运销外地,有的渔行甚至自备渔船兼营捕捞,成为控制渔民生产的行业首领。有一家“全兴义”渔行成为上世纪三十年代的所谓“五大渔行”之首。
  民国初年,第一个大型专业市场——公利市场建成,标志着这个行业的里程碑。一些生意较好的鱼贩在此租房设摊,承揽了大厂企和大饭店为固定主顾,不仅送货上门,还可以定期赊销,久而久之,取得信赖,甚至投资入股,渔商也进了商会。直至今日,公利市场在渔行中的地位都是不可取代的。量少罕见的海物,可遇而不可求,例如“面条鱼”,在其他渔市上没有,在这里却时见;渔汛来临,最先上市的所谓“头盆”也在这里,市民消费习惯已经形成:“要买鱼,去公利”。
  到1915年,渔行业已经发展到四五十家,于是在瀛洲街成立了渔业同业公会,由“源增成”经理姜益臣担任会长。公会经费充足:一是在代征鱼捐中坐留 3成,二创立了“渔耗”的名目,按照袋运渔桶(每桶约300斤)的件数,每件加收两枚铜元作为公会的经费。当时每年外销鱼货有一万数千担之多,聚沙成塔,这项收入也是十分可观的。
  公会不仅只是当官府爪牙,替官府代征捐税,有时也代表行业利益与政府交涉。例如:力争渔业用盐与民用食盐不能等价,使盐价降为食盐的1/3,由每斤7分降为2.5分。
  1931年前,渔民生产工具落后,渔获受到限制。1938年日军侵占烟台后,渔业反而有了畸形发展,主要是拓展了销路,渔产品变“内销”为“外销”。各大渔行大量收购鲜鱼,加工监制,远销上海、汕头、香港、新加坡等地。有的还自置渔轮,兼营捕捞。如“全兴义”、“恒顺兴”、“永裕利”、“隆裕”各有汽轮渔船一对;“福顺成”、“建德和”各有渔轮两对。使渔业的产能大幅提升。
  由于产能过剩,烟台海产品的价格始终过于低迷。据王焕理先生《老烟台钩沉》记载,直至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一分钱仍可买到两只大对虾,每只重量约2两。这种状况直至蓝烟铁路通车之后,才迅速得到改变。
  当然,在这个行当里不会产生大商巨贾,即使非常爱国也没有可能捐献一架飞机。渔行老板的社会地位很低,历任商会会长中没有一个开渔行的,至于捕捞工人那更是受到歧视,被称为“渔花子”。烟台人的海洋意识匮乏,有其经济基础,虽渔业发达,但对国民经济的贡献却不高。

  

 

 

 

 

     张弼士可绝对不是“官商”

 

 

  烟台矗立着两个张弼士的塑像:一个在张裕公司园内,俨然一个盛宣怀,官仪凛然,一个在文化广场,俨然一个老百姓,风尘仆仆。哪个更接近历史事实呢?
  
  一些人很愿意把他打扮成“官商”。因为在晚清“官商”大为走俏;何况“官本位”的观念业已根深蒂固。有几个流行的说法是应当澄清的:一是他的红顶戴,说他是马来西亚的领事,还是一品大员,这是未谙历史。清政府在1867年底,才派美国卸任公使蒲安臣当出使大臣,之前根本没有独立的外交系列,哪来的领事?即使龚照瑗心血来潮,看中了这个未经过科举的“打工仔”,充其量也不过是招聘他为“随员”,哪来品级?至于那红顶,也是花了30万两银子买来的,俗称“捐班”,有职无权,补上“实缺”,早哩!
  
  然而,有人就奉惯性思维的圭臬,总是“浅思维”地提问题:像张弼士这样的海外巨商,侨民首领,不给他涂抹上“官本位”的油彩,似乎就不可能闪闪发光。他发那么大的财,还不是李鸿章给的“专利”吗?能够在巴拿马博览会上捧回了金奖,还不是沾了“报聘团”团长的光吗?那“报聘团”原来拟任团长张謇,后来可是袁世凯内阁的工商部长哩!何况让他带上花翎,身着官服,威风凛凛,形象好看哩!
  
  其实,张弼士绝不是一位“官商”,而只是一名绅商。
  
  众所周知,他于1892年在烟台创立张裕公司的丰功伟绩镌刻在《中华世纪坛》上,也为今日的烟台成为国际葡萄酒城投下了第一块奠基的巨石。但在当时,他的梦想却只是造酒,要利用烟台的气候、土壤等最合适酿造优质葡萄酒的自然条件,与法国葡萄酒争锋,为此,他引进洋技师,移植洋品种,百折不挠,终于圆梦,为国人争了一口气。是爱国企业家的楷模。
  
  当年,他作为一个南洋侨民领袖,到烟台创业,面临着重大的抉择。当时甲午之役尚未发生,“洋务运动”正如日中天,他所面对的那位地方官,或曰“地头蛇”,正是号称“中堂(李鸿章)家臣”的盛宣怀。此人是“洋务派”的中坚,手中握有包括航运、铁路、矿山等“八颗珍珠”,是掌握国家经济命脉的“第一号官商”。可张弼士不仅拒绝了他邀约投资重工业,而且婉谢了他“入股”的雅意。坚持“独资”,让张裕公司成为纯净的民办企业,连“官督民办”都不屑,绝对的“个体户”,拒绝官商的任何介入,这就与官商保持了距离。
  
  这与“状元商人”张謇适成鲜明对照。张謇在“实业救国”潮流中也曾是“弄潮儿”,苦读19年中了状元却去办大生纱厂,一时成为翘楚,然而抵不住官场的诱惑,最后还是当了袁世凯的政治工具。张弼士却洁身自好,把张謇热衷的官场比作大埔(张弼士的家乡)的“猪仔市”,他虽列为议员却仍热衷造酒。作为商界领军人物,是张謇扔一个,张弼士捡一个,全国劝业展览(犹后来的“物资展销会”)张謇不干了,张弼士贷着款干;巴拿马博览会中国代表团团长,也是张弼士取而代之。应当说,张弼士是最敬业的企业家,他的商人身份是终身一致的。
  
  由于历史环境,他也戴上了花翎,但与寻找权力毫无关系。历史定案——他只是一个风尘仆仆的商人。
  
  他的继任张成卿,在烟台虽然也是十分热心社会公益,但却从不在官场走动,更与贪官污吏划清了界限。
  
  百年张裕始终是烟台的驰名品牌,迄今仍有绝佳的经济效益,但是在企业文化的宣传中有待加强。最近南方出了一本关于盛宣怀的书,又一次把张弼士塑造成官商,就是让人啼笑皆非的一例。
 
 
 
 
 
罐头行业兴衰的启示
 
  罐头,直到改革开放之后,仍被念经式地称为“四大产业支柱”(其实,已经是信口雌黄了),然而——
     
  烟台的罐头产业曾经有过辉煌。
     
  据1937年出版的《烟台概览》记载:“我国工业向落人后,自行发明创制,更为凤毛麟角,率多袭法外洋,亦为仿制,惟纵观斯(罐头)业,虽已有十多厂,而以烟埠发轫最早,于民国四年(1913年)即有东亚等开厂……”
     
  罐头,据说是1803年由法国人阿培尔发明的,当初就是因为拿破仑要对付反法联军,必须为部队提供给养的。一百多年后才传到了中国,烟台人李邦岱(又说李云亭)于1913年在烟台西角的大海阳创办了利丰公司,很快就遍地开花。注册商标就有东亚、协昌泰、精美、振东、福兴公、德丰等。
     
  这种异军突起,得利于地缘优势。烟台是有名的“水果之乡”,还是鱼虾的集散地;也得利于人文环境,一项科技含量不高的技术,在毫无技术封锁意识的港城,很快成为商界能人发财的“捷径”,例如创办德丰公司的宋子开,本来只是个“打洋铁(马口铁)的”小炉匠。他开的“德和永”洋铁铺只生产烟囱、水壶什么的,去了利丰现场,茅塞顿开,立即转产,很快挤入行业前列,年产量达到五六千箱(每箱48罐),一直支撑到这个行业的最后。
     
  问题在于销路,几乎所有的主者都没有营销意识,更甭说建立营销网络了,这就无法规避市场风险。市场受产量制约,特别是价格竞争。本地原料丰富,成本低廉,外地模仿技术甚易,也用当地原料制成罐头竞争,挤压烟台产品。于是外地市场上烟台罐头竞相压价,等于自相残杀。经营者就在花色品种上大做文章。不完全统计,当时的罐头就有五大类十几个品种。然而,很快也陷入了“误区”。“跟风”效法他人,例如舍弃了自己的海产品优势,做什么“咖喱牛肉”,胶东多山,驴比牛多,菜牛少之又少,还根本不顾“鲁菜”传统,把他乡的饮食文化奉为圭臬,这种“开发新产品”不啻是“饮鸩止渴”。
     
  在这种情况下,偶然发现了东北是一个十分广大的市场。在那里,“随行就市”的古老经营理念可以畅行无阻,许多人一看是山东特产就立即掏出钱包,完全忽略了东北老乡对故土的情感因素,质量差点也可以供不应求。这样,在经营者完全漠视产品在市场上的竞争力已趋劣势的现实,而完全沉浸在所谓“购销两旺”的美梦中,根本想不到“开拓新市场”的问题了。
     
  “九一八事变”导致东北市场完全中断。日本军国主义势力插手经济,导致德丰苦撑到1942年,也因为马口铁的“禁运”而倒闭。这样,开创于1913年的烟台罐头产业,经过30年的发展进程,含恨而终,一项适销对路的新兴产业在日本侵略者的挤压下,就在烟台街销声匿迹。
     
   解放后有过一段“中兴”,那就是1951年成立了“实业公司罐头厂”(烟台罐头总厂前身),为了支援抗美援朝,罐头全部“军供”。牌子可以照旧,质量还会提高,但营销理念却是依然如故,“皇帝的女儿不愁嫁”,军需品不存在营销网络问题,顶多是后勤部的统一采购,靠着各级命令调拨而已。所以,销路问题仍是巨大的“隐患”,然而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有个把“热血未冷却”的老烟台,关心社会发展,想通过报纸提醒,但人家级别很高,不屑与“不懂经济”的书呆子打交道,硬要置喙,也被视为“杞人忧天”。
     
   新一代罐头行业的从业者,可谓竭尽殚虑在努力再创造辉煌。因为这个行业曾经是烟台的支柱产业,构成了这座城市显赫的名片。但是“历史经验值得注意”,目光是否该重视一下烟台近代经济史呢?
 
 
 
 
 
烟台啤酒厂公关宣传的历史经验
 
 
  酒与广告有不解之缘。
        
  酒,是“暴利行业”,从汉代开始就官府专卖,近代更是酒老板发大财。然而,要实现赢利(不一定是暴利),就必须借助于广告,君不见电视屏幕上酒气冲天吗?杂志封面上多风情万种女郎举着酒杯吗?没有广告,焉能卖酒?
        
  啤酒,是典型的“舶来品”,烟台的“啤酒文化”兴起很晚。滥觞之际,众人不认。它要畅销,更得借助于广告。
        
  其实,烟台啤酒应当说是酒业广告的老祖宗;至少也是进军上海滩的先锋。
        
  远在上个世纪的三十年代,上海最大的游乐场——大世界的门楣上,就出现了烟台啤酒的巨幅广告。买烟台啤酒者赠送毛巾一条。一百多年之后青岛啤酒节上才出现的免费喝啤酒比赛,那时烟台啤酒就抢先了。当时因为“喝得最多的有巨奖”引起轰动,导致交通堵塞,弄得警察都十分被动。
        
  1933年3月26日,上海滩最负盛名的大型报纸《申报》上写道:烟台啤酒采泉水精制,饮之适合卫生,本非以自来水制成者所可同日而语。烟台啤酒定价特低,为提倡国货不惜牺牲。
        
  这个广告技巧采取的是烟台啤酒曾经用过的促销手段。他们在1923年自撰了一则广告。更可以视为烟台“啤酒文化”的最早宣言。
        
  “窃以啤酒一项,年来充斥国内,凡通商大埠交际场中,咸以舶来品为欢迎物。调查海关统计,每年金钱外溢竟以千数百万以上。本厂现为杜塞危漏,振兴国货起见,特在烟埠南购胶东第一名泉曰‘老虎眼’地方,建筑工厂,并置冻冰机,延聘奥国化学专门技师,精制《三光牌》啤酒汽水,性质优良,如饮醇酿,气味芳郁,适合卫生。自行引来,业已驰名中外”。
        
  当然,这是广告,有“自我宣传”的味儿,但是,他们却顺应时代大趋势,抓住了“振兴国货”、“挽回利权”来做足文章。明明是商业行为,却渗透着爱国主义精神。这一招儿,非常高明,国人已经受够了“国耻”的折磨,你要“提倡国货”正是天下共识,会引起广大消费者由衷的共鸣。
        
  还有更绝的,是他们的商业智慧,促销手段的多样化用在瓶盖上。在瓶盖的里面分别印上了“挽”、“回”、“利”、“权”四个字,谁能凑足了这样的四个瓶盖,就可以获得厂家不菲的礼品。当然,这样的“幸运”具有巨大的偶然性,可遇而不可求。可是却令销路如虎添翼,扶摇直上,开始了黄金时代。
        
  更让人钦佩的是,他们善于利用文化“唱戏”。如果说巧妙地利用最时尚的思潮是一个翅膀的话,那还有另一个翅膀——最传统的文化“民俗”。烟台人踏青称之为“逛梨花”,昔日是市民们最热衷的春游,梨花盛开,倩男靓女,成群结队,登山观花,世代相袭,人气大聚会。烟台啤酒厂瞅准了商机,单单选择了这个季节,在通衢要道,路口上设置凉棚,免费供应啤酒,让已经走得饥渴难忍的游人,纵情品尝这最时髦的饮料,不愁培养不出来大队的啤酒豪客。广告人人会做,就看谁有商业智慧了。而商业智慧又跟企业文化血肉相连。
        
  烟台啤酒厂对企业文化的重视,已经蔚为传统。最新一代主者曾表示要出资恢复烟台山的老灯塔,因为那是“老烟台”的地标性建筑;还出资重印了《烟台大观》。已经进入“望九之年”的著名作家峻青闻讯,欣然命笔写序,称赞如此关心地方文化建设的企业家,十分难得。
        
  进入“后汽车时代”,广告地位飙升,但文化品位滑坡,理性也受到了挑战。烟台啤酒厂的历史经验不妨当作“他山之石”。
 
 
 
 
 
“柞蚕之都”何以成为历史陈迹
 
 
  “商业口号”很怕人云亦云。大连要为“浪漫之都”营造“服装名城”,烟台立即也发出“把服装当作龙头产业”的喊声。然而,用不了多久,刚刚脱颖而出的模特儿却去了大连创业,烟台的服装行业实在当不成龙头老大。
           
  其实,当初主者舍食品而选服装,不是一点历史依据都没有的;只可惜没有把历史与时尚有机结合起来而已。
         
  《牟平县志》记载,早在公元前40年,人们便在山林中发现,野生柞蚕结茧,可以制成丝棉御寒。明代中叶,人工放蚕,而且成为贡品,康熙年间,一度十分兴盛。
           
  到了近代,洋人看中了柞蚕,因为用它抽出的柞丝,虽然色泽不及南方的蚕丝,但是质地坚韧,更易着色。于是开埠仅仅十年,1872年德国商人就在烟台设立了缫丝局。五年之后的1876年,李鸿章因为“马嘉理案”来烟台与英使威妥玛谈判,为了借用德国人的力量就到了这个缫丝局来,开始了中德合资办轻工业的历史。1880年,又建立了华丰机器缫丝厂。是山东境内国人办的第一家机械缫丝企业。
           
  事物具有两面性,一方面是“得风气之先”,另方面是自信心的丧失,凡新皆好,追随时髦。带来的恶果是地方“软实力”的匮乏,为后来的社会发展留下了隐患。
           
  机器缫丝之外,还有大量的手工缫丝。烟台周围百里的市镇,支柱产业均是缫丝,大型缫丝作坊,安放纺车数以百计,无业贫民及家庭妇女则领茧回家缫丝。烟台街更成为柞蚕缫丝之都,成为工业结构中的“龙头”老大。
           
  据《烟台海关史概要》统计,发生辛亥革命的1911年,烟台有40家缫丝厂在工作,工人有14000人,年产量达14000担。
           
  烟台街的缫丝厂(场)集中在即将消失的建昌街,那街的本名就是“茧场街”,后来借音改字而已。
           
  迅速膨胀的加工能力令当地生产的柞蚕供不应求,于是就从丹东进口,每年达20余万担。这引起了一个英国人苏古敦的忧虑,他当时供职于东海关税务司,害怕东北是日本人的势力范围,随时可以卡断原料来源,于是有了创办蚕丝学校,培育新的蚕种的动议。于是,1922年华洋丝业联合会在东山脚下创办了山东省最早的职业中专——芝罘蚕丝学校。
           
  这所学校苦苦经营了十年,确实为柞蚕业的发展培养了大批人才。学校那种重视实际操作的学风也很为世人称道。
           
  面对竞争,主者追逐时尚。因为苏杭丝绸名满天下。喜欢追风的烟台人把他人的作为都当成了圭臬,人家的“橡子”也比北方的柞树好,于是每年都要花上一万多两银子引种橡子,为了推广力度,廉价供应橡种,每担橡种只收五角钱,还不够装橡种的麻袋钱。
           
  问题在于败象已经凸现,这种常识线以下的“创新”并不难发现弊端,可不知何时,烟台人开始了“文化冷淡”。个人账户上缺了一角钱,他就会耿耿于怀,公家浪费巨大,平均到他头上一元、十元他也无动于衷,置若罔闻;那些职员、教员之类的所谓文化人,也只会莺歌燕舞,求得虚浮的安宁,这个“黑洞”就让众人熟视无睹了。
           
  可惜,大自然的法则不因主者的好恶而转移,“长官意志”古已有之。“瞎指挥”的恶果就是“胶东蚕不吃杭州柞”,十几万两银子尽付东流。
           
  不幸被苏古敦言中。“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人完全掌控了东北,“官购”茧缫丝,完全垄断了原料茧,烟台的丝厂只能纷纷倒闭。
           
  东洋人的丝织品精巧又便宜,烟台人趋之若鹜。当时的日本丝与“人造丝”充斥了烟台市场,“柞蚕之都”就成了昙花一现的历史陈迹。
           
              
                 
              
                 
                    
                 
                    
                 
                    
                       
                    
                       
                 
              
           
           
              
                 “三鞭丸”的企业文化
              
                 
              
                 
              
                 “至宝三鞭丸”是烟台当之无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一向重视企业文化建设的工厂领导也多次着手这项工作,可惜人走政灭,迄今仍未申报成功,不能不引为遗憾。
              
                 它是中亚制药公司的拳头产品,中亚制药公司的前身即烟台中药厂。众所周知,作为“国粹”的中医药长期以来一直被某些人诟病,所以相关政策也不断摆动,发展环境也一言难尽。在这种情况下,它却畅销十几年雄风不减,一路走红声名远扬,作为烟台的特产名药,1981年获国家质量银质奖,10年后,又获“长城国际金奖”,为祖国赢得了荣誉。
              
                 之所以在风雨中奇葩怒放,与这家工厂始终重视企业文化建设密不可分。他们办了一个文化品位很高的杂志,系统地介绍三鞭丸的历史,以提高企业的凝聚力,还在社会上广交“文友”,用创新的方式推介产品。延聘了一位“老宣传”张天杰,有了“小红盒”的创意,把广告做到了日本去,从而让三鞭丸风靡东南亚。
              
                 一年夏天,他们举办了“养马岛浪漫之夜”的活动,每人发了一顶牛仔帽,海风吹拂,让人觉得置身于美国西部地区,参加者除了商业伙伴之外,还有毓璜顶医院院长田文这样的国内著名中西医结合泰斗。当然议题也就在各类合同、订单之外,还有三鞭丸的药理、药效各种分析和探讨。极为融洽的气氛让学术交流上了新台阶,自然也大大提高了三鞭丸的知名度。专家们受到这样的款待,实在赞赏他们的创新。
              
                 该厂尊重人才还有一例,就是原永贵。
              
                 他是恢复高考之后山东省的首名“状元”,大学毕业之后很快进入药厂的领导层。电视屏幕上刚刚萌动电视剧时,他就策划了,因而才有了脚本《至宝三鞭丸传奇》。在领导的支持下,他还开拓了“药膳”专业,初始紧锣密鼓,在市区6家饭店定点,还从美国请来了“江姐”的儿子彭先生助阵。阶段性成果就是与老干部局一起编写的厚厚一本教材。
              
                 讲到三鞭丸的发展史,不能不提到一位淡泊名利的长者,著名中医刘毅安先生。
              
                 刘毅安出身中医世家。其父在老烟台业内德高望重,业外口碑高树。他的晚年,如果不登某乡绅之门,该乡绅必定自惭大德有亏。刘毅安本人更是整个解放区罕见的人才,他1943年华北国医学院毕业,后又攻读了北京国医学院的研究生。1945年参加革命,在战火中能迅速取出伤员皮肉中的弹片,缝合六七寸长的颅部伤口……在我军中广为传诵。就是他,对三鞭丸逐一解剖了原配方各种药材的功效与副作用。对其作了匠心独运的更新调整,冠名“中亚”牌至宝三鞭丸,让地方特产的中成药升级。
              
                 从未听说过刘毅安争知识产权,但他的贡献是绝对不能抹煞的。后来有人把笔者写的《传奇》当成了历史,其实那只是历史演义,所本是根据刘氏父子对宋明儒学的深刻理解,对宋代《金匮秘方》的详尽了解,才对笔者耳提面命,借以启发愚钝思路的,笔者对传统医药远未入门,连一知半解都谈不上,更甭说形诸文字了。对南宋的所谓宫廷秘方也甚茫然。
              
                 刘毅安一生大起大落,建国后因为不会说(权贵)“爱听的话”而身陷囹圄,去世前是烟台市政协副主席。工厂在申报材料上应为他实事求是地树碑立传。
              
                 
                    
                 
                    
                       
                    
                       
                    
                       
                          
                       
                          
                    
                 
              
              
                 
                    李东山卓尔不群,应当彪炳史册
                 
                    
                 
                    
                 
                    “北极星”百年厂庆前夕,《烟台晚报》在固定板块连载李东山传奇,应当说,这是烟台人“钟表意识”在迅速增长的标志,是不乏历史目光的。
                 
                    勿须讳言,烟台人对李东山这位“钟表翘楚”不尽公平。他的业绩卓尔不群,可是认知度却大打折扣,以致正在被人淡化,乃至忘却。
                 
                    烟台开埠之后,人口大爆炸,经济急剧转型,造成了企业家的群体。在这个群体中,宝时(北极星前身)造钟厂的创始人李东山,是非常特殊的一个,堪称“独树一帜”,卓尔不群,应当彪炳史册。
                 
                    开埠之后的居民构成,创业者无非“坐地户”与“占山户”两种。
                 
                    跟“坐地户”相比,人家祖上就占有地皮,靠“吃瓦片”(收房租)就攫取了“第一桶金”;跟“占山户”相比,人家多是携资进军港城,然后长袖善舞。李东山却是挑着担子,口袋里只有几枚铜板,来烟台创业的。
                 
                    在烟台的商业圈里,他很“另类”,甚至可以说自居于圈外,自成体系。
                 
                    烟台地处齐鲁之邦,长期行政不独立,开埠之后形成的高度自治的“绅商文化”,有着浓郁的儒教色彩,例如主持烟台公益事务的红卍字会,道掌们大多兼商会董事,他们论资排辈已经体现在名字上。李东山从不介于他们的活动,至少不进决策层,而只是埋头苦干。干自己的宏图,苦心经营他的钟表王国。这就是为什么烟台的文献资料,包括毓璜顶、烟台山上的石碑,乃至《烟台一中校志》上都找不到李东山名字的原因。
                 
                    李东山是烟台“市井文化”的代表。他是名副其实的“草根”,而且是草根中的佼佼者。他开创了烟台的钟表工业。这种目光,这种胆识,都远非平庸的商界大佬可以望其项背的。不要忘了一百年前中国的工业基础,又不要忘了钟表仪器是机械工业的高端,这就好比在农业国泥淖中蛰居的蛟龙,仰望高空,志在尖端 。近百年后,人们才讲“高端、高效”,当时,“高端”显而易见,“高效”却是个未知数。敢于由“高端”起步,这种胆识,令人钦佩。
                 
                    他绝对是时代的“弄潮儿”。
                 
                    那个时代,酷爱钟表的“大表哥”在公开场合是“恶其淫巧”的,雍正皇帝痛斥:“白白叫无益之物使外国人占中国之利,此举甚不当!中国人什么东西没有?”作为全球最大的钟表进口国的皇帝,“尝禁其入内,然至今未能绝也”,历代清帝都是一边享用着“西洋物件”,却一边抨击这种“无益之物”。李东山却针锋相对,有“草根”的求实精神,真的不让“外国人占中国之利”,他要以国货与洋货抗争,造出中国人制造的钟来,在市场独步。明知中国的钢铁工业远未给他创造好条件,却一定要迎难而行;没有技术,仍不惜做第一个“敢吃螃蟹的人”,漂洋过海,到日本去学习技术,是真正的“务实派”,作“开放”第一人。
                 
                    他把“爱国”落实在自己从事的事业中,精益求精,终于使宝时钟厂的马牌时钟,由跟日本货分庭抗礼,到完全战胜日货,成为市场上中外认可的驰名品牌,而且完全改变了烟台一埠的工业结构,众人皆知。直至解放后,“烟台有个北极星”,不但是钟表厂的“拳头产品”,也成为烟台的“支柱产业”。
                 
                    历史的馈赠就是如此丰富!宝时,不仅是一种产品,而且它所体现的精神,是烟台不可或缺的“软实力”。
                 
                    在烟台钟表“百岁大庆”前,识者记起了李东山,连同他开拓的“钟表文化”。《烟台晚报》的连载虽然断断续续,但也在广大读者中产生了历史的回声。这是令人鼓舞的,烟台的“企业文化”毕竟不能仅止于广告。
                 
                    
                 
                    
                 
                    
                 
                    
                       
                    
                       
                    
                       朝阳街——集中了本埠的“软实力”
                    
                       
                    
                       
                    
                       开发朝阳街,众说纷纭,但有一点共识,就是要高度重视它的历史文化底蕴。但这“底蕴”具体是什么呢?就不那么一致了,有人在一幢幢楼房的建筑上写文章,为一根电线杆子的移动繁琐考证,还有人不惜杜撰,甚至张冠李戴,把“洋寡妇楼”也从东山挪到这里。这种可怕的浅薄不过仅能起到为房地产开发鼓噪的作用而已。重要的是,应到挖掘它的“历史软件”,是它承载过的众多“商业理念”,构成“大道鲁商”的精神支柱。从这个意义上说,朝阳街集中了烟台一埠的“软实力”。
                    
                       这些“软实力”几乎全都与宝石造钟厂(北极星的前身)有关。
                    
                       众所周知,朝阳街上最大的企业就是坐落在南端的钟厂,当时街道远没有硬化,却已经彰显了形成“商业一条街”的地缘优势。李东山是靠着跑拍海关藉没物资挖取“第一桶金”的,这里又紧靠近代建筑群,码头也近在咫尺。具有新锐商业目光的投资人都会认识到这里是商家黄金宝地而趋之若鹜。果然,后来港城的精英阶层在朝阳街上集中,而令朝阳街迅速膨胀。
                    
                       烟台街城市化飞跃,形成两大“精英板块”——二马路与朝阳街。比较一下二者是很有意义的。前者是齐鲁之邦的儒商住宅四合院,后者是兼作店铺的洋绅士起居地。在朝阳街上有着接踵并肩的药店,例如山东巡抚孙宝琦的老师谢隽杭,外号“蓝大褂子”,清廉自守,开着“中西大药房”,发扬了儒家“兼济天下”的理念,是二马路绅商们的座上宾,谈仁讲恕,绝不亚于冬烘先生,可是他绝不作“坐堂医生”,相反,因为接近大马路,洋风浸染,他兼卖西药,还可讲点“解剖学”。这就是所谓的地区凝聚力。北端本来洋行多,可也有南货店,“和”字系列的老板多是来烟的南方人。
                    
                       李东山有着很强的集团意识,气魄很大,以宝时为“龙头”,全力经营他的“钟表王国”。宝时的连锁店很快发展,不只一个,包括“永康”在内的是四个、五个,朝阳街上钟表店多,不仅有工厂,还有“亨达利”等外地驰名品牌在烟台开的专业商店。值得注意的是李东山商业理念中的“网络意识”,有纵横的考虑,他在许多并不相干的行业,包括照相、印刷乃至影院都有投资,他的“广结善缘”在烟台出名,是不是有“未雨绸缪”的考虑,值得探究,还染指于金融业,在朝阳街上的钱庄也有他的股份。当时烟台没有银行业工会的,他是否在施展“以资本控制实业”的长袖善舞?老烟台传言他曾“勇登‘洋寡妇楼’”。那里是烟台商界不定期的“融资聚会”,所以,可以说在朝阳街已经形成了“财团雏形”,这里已经形成了商业小区,与传统的自产自销已经迥然异趣。
                    
                       宝时的企业文化充满了人文关怀,那里的劳资关系已经不是单纯的雇佣。他们的劳动保护、生活待遇,均令人刮目相看,这都形成了巨大的“文化引领力”。果然,烟台的圣贤先哲们在后来所办企业中亦步亦趋,令老烟台的劳资关系非常和谐,几乎可以说,在朝阳街上无罢工现象,更无工潮。
                    
                       朝阳街由于钟表文化而崛起,也因宝时的发展而繁荣昌盛。就文化的层面说,开埠之后,市井文化与绅商文化合流。朝阳街成了一种“文化符号”,它熔铸了中外文化。八方移民带来了各地的民俗,舶来文化带来了交融和碰撞,于是,朝阳街集中了烟台一埠的各种文化“软实力”。这一点远未引起重视,而这却十分重要!朝阳街的文化形态更接近“可乐文化”,甚至一度连街名都叫“卡皮莱”街,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可乐文化”一直是强势文化,朝阳街的历史却只存在于老烟台的口碑中。岁月不饶人,“忘却”会吞没一切,包括历史馈赠的软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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